北上的红树
手机收到的照片里，长在南汇东滩上的那片秋茄树苗，原本翠绿的叶子变红了。南蓬知道，这20亩的红树苗很难熬过这个冬天了，看来提前喷洒的各种防冻剂、激素等干预措施收效甚微。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复旦大学红树北移团队负责人南蓬的心情像是坐上过山车。她为拿到百余亩的滩涂临时使用许可高兴，这意味着，接下来红树植物可以在更大面积海堤外的自然环境中试种，红树北移实验将开启从“幼儿园”到“中学”的跨越。但年初两次寒潮来袭，又给红树植物带来了严重冻害，“红树北移工作还任重道远。”南蓬说。
红树植物是一类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洋潮间带的木本植物，主要分布在赤道两侧南北纬25°之间。如果划破树皮，其中丰富的单宁很快会被氧化，变成火红色，红树因此得名。红树林是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能有效削减海浪对海岸的冲刷和侵蚀，被公认为天然的“海岸卫士”。
红树能否在较寒冷、更高纬度的上海种植？已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钟扬教授，带领团队从2008年开始着手进行红树北移的研究。他们希望突破红树不耐寒的挑战，探索在上海滩涂成功种植红树的可能性。2017年钟扬逝世后，复旦红树北移团队仍在接续努力。
试验地搬迁、遭遇寒冬、资金不足……15年来，作为目前唯一在上海坚持红树北移的科研团队，他们历经波折，依然锲而不舍。
严冬考验
大年初一，南蓬的手机上弹出天气预报：大年初三到初四，北方强冷空气南下，上海市区极端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左右，有冰冻，郊区将达零下8℃到零下5℃，有严重冰冻。
这则气象预报让南蓬深感不安：低于零下4℃，红树的成活率非常低。“扛过极速降温，正是红树林落地上海的关键”，她解释道。
2022年12月中旬，寒潮大举南下，郊区气温低至零下6度，已对在南汇东滩滩涂自然生长的红树造成了不小伤害，超过半数的种苗茎叶变红了。但是，在临港红树林试验基地里的红树苗因为采取了灌水保温措施，依然绿意盎然。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南蓬是复旦大学红树北移团队现任负责人，2017年钟扬过世后，作为课题组同事，南蓬正式加入了红树团队。
将生长在南方的红树引种到上海，在海边增添一片绵延不断的森林，是已故复旦大学教授、“时代楷模”钟扬的心愿。他曾说过，“希望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人们提起上海时，会毫不吝啬地称其为‘美丽的海滨城市’。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自2000年到上海执教起，钟扬便开始思考，为什么上海的海滨显得“光秃秃”？
钟扬曾和中山大学教授施苏华合作进行红树的分子系统发育研究。面对上海的滩涂，钟扬有了在上海引种红树植物的想法。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有科研意义，而且红树林促淤保滩，对空气和水质都有净化作用，如果引种成功，将是上海一张新的生态名片。
防风消浪、保护海岸、降解污染、提高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增加碳汇……红树林虽有诸多优点，但目前在我国，红树林自然生长的最北界在福建福鼎，人工引种最北端在浙江温州。上海的纬度比温州足足高出3°，在上海栽种红树，许多人认为是异想天开。
历史上，上海也曾有红树北移的尝试。根据南汇水利志记载，“1979年引进红树，在三三马路外滩涂试种，红树不耐寒，当年越冬即死。”
2005年，钟扬第一次向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在上海种植红树林的课题，但未获批准。不少植物学家和复旦的同事们劝他放弃。但钟扬很坚定，“不尝试怎么知道不可能？”此前，他在科研论文中查到，有学者曾对东海海底沉积物进行分析，发现在上海长江口及东海等20多个站点均存在红树植物的花粉孢子。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植物的分布区域会因为温度的上升而出现向高纬度迁移；植物的适应性也可以通过引种培育提高，这些都让钟扬相信，红树林在上海落地生根的可能性。
“红树北移是有科学依据的，不是瞎想，是梦想。”南蓬说。
2008年，钟扬第三次向上海市科委申请课题，终于成功。获得项目资助后，团队于2010年开始陆续从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地引种了10种红树植物。科研团队与上海虹升农业公司合作，在南汇嘴公园租借10亩土地，实施红树植物的引种培育。
经佐琴还能记起2011年去广东珠海购买红树种苗时的情形，苗圃老板兜头一盆冷水，“上海有好多单位想做这件事，但都没有成功，你们也不要想了。”
经佐琴是钟扬在复旦的“行政秘书”，曾做过10年的林蛙南移养殖研究，退休返聘后协助钟扬进行红树植物的北移项目。“物种的迁移是用时间说话。”经佐琴告诉钟扬，至少要做好10年的思想准备。
雨天的临港红树林试验基地。王倩 摄
南树北移
“超过零下4℃，一定要灌水保温。”正值兔年春节，合作的农业公司董事长和技术主管已经回老家过年。面对即将到来的极寒天气，公司安排留在南汇本地的工人开泵，大年初一下午开始，通宵抽取海水灌入临港红树林试验基地。另一家合作单位也紧急对南汇东滩自然生长的20亩红树种苗增加了一次抗冻剂喷洒。
在寒潮低温来临前，对红树幼苗进行灌水保温，并不是南蓬临时起意。在两年前的寒潮中，复旦大学红树北移团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让临港红树林试验基地的树苗平稳过冬。这项种植方法目前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回想起2021年那场跨年寒潮，红树团队的每个人都记忆犹新，这是试验基地重新引种后第一次遇上寒潮（零下7℃）。南蓬和团队想出了利用水的保温效果，在最低气温降至0℃以前，用水淹没红树种苗，水下温度不会低于零度。
灌水最简单、也最经济。当时科研团队为了探索最佳条件，分地块采取不同程度的灌水：有的完全没灌水，有的地块水位灌到植物茎高1/3处，有的灌到株高2/3处，还有一块地灌水全部没过植株。
经佐琴记得，寒潮后的清早，看到工人师傅发在群里的照片，她的心凉了半截，试验地灌水后表面冰层厚达2厘米左右，“可能又要死一片了。”
令人欣喜的是，一个星期后天气转暖，种苗全部被水体淹没的地块放水、裸露土地，露出植株的茎叶, 红树植株在水体的保护下，树苗成活率在80%以上。四个月后，红树迎来生长期，秋茄花萌形成，桐花树开花，非常兴旺。部分淹水的种苗，被水体保护的部分又见新芽，它们都挺了过来。
在南蓬看来，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为红树北移进行人工辅助干预提供了可能，“如果知道后期有极端天气，可以提前采用适当防冻措施。”
复旦生科学院实验室里的红树幼苗。 王倩 摄
秋茄种子通常挂在枝头，探出长长的胚轴，一俟成熟，或是笔直落于淤泥，发根生叶，抑或跌落水中，漂向远方。植物的驯化并不单指种下能活，更是要完成开花、结果的生殖过程。引种3年后，桐花树在试验基地能正常生长、发育和繁殖，并培育出了第二代幼苗，引种5年后，秋茄也能正常生长、发育和繁殖。
与临港红树林试验基地同步，复旦的实验室里，团队成员们精心设计各类实验，在不同条件处理下，研究红树的代谢途径、基因调控途径。“除了自然筛选，作为生物学研究人员，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出来是在哪些途径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南蓬说，“只有了解到机理，我们才有可能想办法筛选与抗寒相关的品种。”
一波三折
2022年12月初，跟随南蓬来到临港红树林试验基地，一处被各色小彩旗围起的地块引起记者的好奇。每一排盆栽苗旁边插牌上的小字告诉来人，这块地里的秋茄种苗被喷洒了不同浓度的水杨酸、脱落酸等植物激素。那时，南蓬满怀期待，“我们精心设计了激素施加耐寒试验，是不是可以提高红树的抗冻性？”
2022年12月9日，红树林试验基地内，一块地被各色彩色彩旗圈出，在此种植的红树被喷上了不同的植物激素。王倩 摄
结果，今年1月那场寒潮后，南蓬来到红树林试验基地查看发现，彩旗围起的树苗大部分已经枯死。一起枯死的还有南汇东滩自然状态下生长的20亩秋茄，“估计里面可能有少量存活的，但现在还很难看出来，要等到春天。”
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红树耐寒试验结果也不容乐观。几十株“顽强”挺过2021年寒潮的秋茄，今年也“红”了茎叶。当时，南蓬指着一株已有三四十厘米高的秋茄告诉记者，“即使上面的茎尖冻死，只要保住这个节，第二年春天，就还能再发新枝。”
在今年的寒冬中，这些树苗没采取任何措施，南蓬希望它们可以继续挺过去。遗憾的是，存活的秋茄只剩一半。
“会沮丧吗？”记者问南蓬。
“植物的抗逆筛选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南蓬语气平静地回答道。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探索。红树北移探索中，秋茄耐寒性最强，但从一代苗到二代苗至少需要三至五年时间。“秋茄从种下去到到开花结果需要三年，这才是第1代，一般起码要筛选5代到10代，性状才可能稳定。”将红树北栽，尝试一寸寸拓展红树林可居住的疆土，是先锋者的执着。
自上海市科委项目2011年底结题，复旦的红树北移探索再未获得其他科研立项，对于团队而言，经费一直是个大问题。第一次见面时，南蓬兴奋地告诉记者说，有一个好消息，一家企业决定向复旦捐赠50万元用于红树北移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中，50万元并不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字，但对于红树北移团队来说，这的确是“雪中送炭”。“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社会力量来支持”，南蓬说。
2022年12月6日，复旦大学江湾校区试验地的红树植物。 王倩 摄
除了科学探索本身的艰难，还有一些意外带来的遗憾。
2016年11月，因为临港地区的发展，原有红树林基地不得不进行搬迁。新场地面积有限，加之迁徙损害植物根系，又正值冬天，原本19个大棚的红树，最后仅保留了2个大棚，不到百棵的桐花树和秋茄。
“这次搬迁对我们损失很大，相当于把前面5年的心血全部抛完。”回想起那次的搬迁，经佐琴仍难掩心痛。退休后的经佐琴一心扑在种红树上，她几乎每两周就要去临港查看引种树苗的长势，2010年，地铁16号线还未开通，她得转几次车才能从复旦到达临港的试验基地。“我们是从小苗开始培养，花了很多心血让它们成长。搬迁前，秋茄已经一米多高，桐花树已有一代种苗了。”
2017年钟扬意外离世，红树项目也因为资金和土地变得前途未卜。几番思量，南蓬和经佐琴决定继续钟扬未竟之业。“钟老师做了快十年，我们舍不得把项目丢下，”南蓬说。“在社会各界形成合力的情况下，项目才得以继续。”复旦大学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说。他与南蓬、经佐琴等多次和所在地新城镇镇政府协调，邀请复旦大学职能部门和引种合作团队一起努力，积极争取支持。浦东新区的首场钟扬先进事迹报告会就放在新城镇，他们希望通过讲述钟扬的故事，让更多人意识到引种红树工作的意义。
2018年，港城集团无偿租借50亩土地给复旦大学作为红树林种植基地，通过社会爱心人士捐赠，项目也得到了急需的启动资金，红树林试验基地重新开张。
重建的临港红树林试验基地位于临港新城南汇嘴公园西面，土地获批已经到了当年5月，虽然错过了一年里种树最好的季节，合作单位虹升农业公司董事长吉临娟还是带着工人克服困难平整土地，在当年7月栽种下了重建基地的第一片红树幼苗。这批幼苗是团队从福建、浙江重新引种的秋茄和桐花树。
2020年夏天，复旦红树团队开始尝试在红树林基地大堤外的互花米草中引种秋茄和桐花树。遗憾的是，转年因为海岸滩涂建设，种植地块变成了工地，科研团队无法继续追踪种植结果。
退休后仍做了13年红树北移工作的经佐琴在2022年初告别了团队。“许多人听完我们的故事，都会跟我说一句‘真是不容易’。”经佐琴的语气中充满疲惫。
用时间说话
对于红树北移工作，冬季的严寒并不全然都是坏处，大自然也会筛选出一些特异耐寒个体。“生物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遗传多样性，面临极端环境，总有一些个体会被保留下来。”南蓬相信保留下来的这些个体，就是体现了对环境的适应性。
“复旦生科学院陈书记讲的，哪怕有一棵留下，也是宝贝。这些经过严寒筛选幸存下来的就是我们要的。而且我下去看了，不止一棵。”今年66岁的吉临娟是个风风火火的乐天派，面对南汇东滩的损失，她没有困于失败的情绪，而是积极筹划春季的补种，“今年有一点损伤，但我们也不怕，再补！”
2002年，吉临娟从南通老家来到临港做水利工程，之后一直留在临港打拼。红树北移项目伊始，钟扬在临港寻觅试验地，吉临娟的公司头一个应征，一直合作到了现在。吉临娟听儿子讲过，“能在上海让红树林长起来，在全世界的影响力都会很大。”
“滩涂上有了红树林，台风对滩涂的损伤就很小了，因为它的根扎得牢，土壤不容易被台风打掉。”吉临娟不是专业人士，听得多了，也能讲出些红树的道道。对于红树带来的改变，吉临娟和她的员工有着自己的朴素观察，“我们这里种了红树，海螺、鸟都来了，还捡过好几个野鸭蛋哩。”
“桐花树的第三代种苗已经开花，再结种就是第四代。”近几年，南蓬集中精力进行红树北移研究。去年11月底的一个晴天，南蓬在基地看到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桐花树第三代种苗已经萌发花苞，她忍不住拍下来，发了条朋友圈。
红树重新引种已历经5年，团队逐渐看到了希望，“过去5年，我们还在尝试，后面就更有目标。”种红树得用时间来说话，红树扎根温州用了18年，复旦红树团队也做好了20年的思想准备。
“红树林最终还是要走向堤外滩涂。”一直以来，南蓬和团队成员都希望红树能在堤外滩涂自然生长、繁殖。“从实验室走到自然环境，就像从幼儿园走到小学、中学，再走到大学，才能毕业。”
今年1月，复旦大学红树团队终于拿到了百余亩的滩涂临时使用许可。在上海水务局的支持下，团队将在南汇东滩建设更大面积的海堤外育苗基地，探索红树耐寒种苗在堤外自然生态环境中的生存情况，为大规模种植开展中试。
距离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南蓬曾想邀请学院里的年轻老师加入，但不得不考虑一些现实问题，“植物‘驯化’需要很长时间，几年都没有成果，他们怎么办？”
为了加快红树耐寒品种的选育，2021年上海华锦建设公司也加入到红树北移的探索行列中，在南汇东滩滩涂进行20亩红树种苗的自然试种。同年，复旦生科学院老师蔡星星加入了团队。最近两年，蔡星星跟着南蓬频繁来到临港，看到了希望，红树正在上海努力扎根生长。现在红树林试验基地已被浦东新区纳入了湿地公园的规划。
“人工适当干预下的木本植物耐寒训练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蔡星星知道，做这个课题并不容易，“但困难的事情也要去做，否则什么叫创新？”有时，她会用复旦陈家宽教授在一次讲座中的发言鼓励自己——科学家不要光围绕着自己的小圈子，要关注国家的重大需求。“从大的角度来讲，红树林也关系着国家生态安全。我们真的希望为上海、为国家做点事。”蔡星星说。
即便红树北移研究困难重重，南蓬也不时想象过几十年后上海海滨的美丽情景：漫步到陆地尽头，能看到一片海上绿洲、群鸟毕至，还有弹涂鱼扑腾弹跳……吉临娟期待着，20年后南汇东滩长出一片茂密的红树林，“到时候即使我走不动了，坐在轮椅上看看也行。”
2022年12月9日，南蓬和蔡星星正在查看大棚内桐花树的长势。王倩 摄